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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快乐思想探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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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快乐的论述总是与其他概念相联系，所有的快乐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论证，快乐是人们的正常品质在没有遇到阻碍时的实现活动，快乐是一种善，包含于幸福之内，快乐来自于实现活动，并不断完善着人们的生活。在人们生活中快乐是必不可少的，适度的快乐才是需要追求的，在好的生活里沉思是最终极的存在，是获得真正快乐的必要条件。

二、获取快乐的基本方式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快乐前论证了另一种好的品质——自制。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方式总是从两个反例中进行分析的，讨论自制就从不自制开始，同时通过节制与放纵、适度与过度的比较来论证善与恶。书中将令人愉悦的事物进行了分类：有一些本性上就值得欲求；有一些则与此相反；还有一些是中间性的[2]202。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不会因为自己喜欢某些中立的事物而产生不好的结果，而是会因为过度追求这些东西受到谴责。例如，获得荣誉和关心子女与父母本是好事，应当受称赞，但太看重荣誉，太关心子女与父母就不是真正好的品质，是违反德行不自制的体现。饮食虽然能够给人们带来极大地乐趣，但若是人总是吃个不停，人的整体必定是无法支撑的，这种情况是不符合人类的健康发展的。所以说本来值得提倡的事物，因过度追求而受到改变，因而应当避免过度，追求节制。适度快乐的观点还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中道理论有关，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应当合乎中庸之道，过度和不足是恶的特征，而中道则是美德的特征[4]68。获取快乐也应采用中道原则，不偏不倚没有过度与不足，即采取适度、适量的方式。

《尼各马可伦理学》整本书主要探讨的都是关于善与德行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能实现的至善就是幸福，而幸福必定包含快乐，他把沉思生活中的幸福放在了第一位。沉思的生活是一种精神方面的美德，以沉思活动为目标，在思想中获得更加持久的快乐，也是一种高级的善。亚里士多德还提出沉思生活中的幸福只有少数人才能够实现，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在摆脱了物质条件的干扰后，应当不断追求沉思的生活。沉思也就是爱智慧的活动，是对人们最好的实现活动，能够给人们带来最纯净的快乐，幸福在于沉思，正常品质的快乐也在于沉思。

适度与沉思是人们获取真正快乐的主要方式，这两种方式正好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对应，在物质即感觉的体验方面应遵循适度原则，而在精神活动中沉思是最高级的活动，是人们应当不断达到沉思的生活。《尼各马可伦理学》中的快乐思想遵循了理性主义，合乎德行的快乐才是善，值得追求的快乐是完善着好人的实现活动，人们应当以德行实现活动中的快乐为快乐，日常生活中应按照适度与沉思的方式获取快乐。

三、快乐观的基本比较

在西方伦理学的历史中，除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快乐观外，享乐主义快乐观也很有影响力。享乐主义的理论是以感觉体验为基础的，认为快乐是人们生活的目的，道德的基本内容就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并认为快乐仅来自于感官的享受和身体的愉悦。伊壁鸠鲁继承与发扬了古希腊快乐主义的相关理论，他的理论与极端享乐主义存在一定的不同，虽然他也强调快乐是人们生活的目的与起点，人们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免除痛苦和烦恼，但是他又强烈反对把快乐与享乐相等同，认为精神上的快乐高于肉体上的快乐[5]20。伊壁鸠鲁还提出学习哲学是避免痛苦的有效方式，没有痛苦与烦恼的状态就是快乐的。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伊壁鸠鲁把快乐与幸福完全等同起来，认为快乐的就是幸福的，同时德行与快乐也是一同发展不可分离的，快乐是生活的目的与起点，是至高的善，是快乐主义幸福观。伊壁鸠鲁的快乐观仅从个体的需要出发，脱离了人的理性因素与社会条件，在今后的发展中就会体现出了明显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倾向。而亚里士多德把快乐与社会实践密切联系起来，快乐伴随着实现活动，并利用德行来确定快乐的真正含义，在他的理论体系里幸福才是人们生活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幸福必然是快乐的，但是快乐不一定是幸福，过度的快乐对人们的生存发展有害，有必要适度地获取快乐。

国内有关快乐理论的探讨大部分是基于儒家思想的内容。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同是轴心时代的核心人物，他们的思想理论都有一定的特殊影响。《论语》中有关快乐的记载就有14 条[6]。其中“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最被人们熟知，这两句直接说明了人们获得快乐的两种方式：学习与交友。在孔子的理论体系中，他也认为乐是幸福生活的一种形式，与亚里士多德一样他称之为的“乐”不仅表现为肉体的快乐，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平静和满足[7]114。同时，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快乐的理解也不同之处，按照孔子的说法，乐不只是肉体上的感受，还是不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即使是处在恶劣的生活条件中，他还是能够感受到“乐”。而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拥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后，人们才会追寻到真正意义上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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