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观及其现代转变一个概念史的考察(3) - 幸福生活指南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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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观及其现代转变一个概念史的考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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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好生活观的现代转变：感性化、去道德化与私人化

“美好生活”与“幸福”的确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这使得关于“美好生活”和“幸福”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将“美好生活”与“幸福”混同，甚至简单地将“美好生活”等同于“幸福”，实际上是近代以来的事情，这一现象可能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理解的几个相互关联的趋势的结果。

一是“美好生活”的感性化。在中西方思想史上，一贯存在与主流人性观相对的另一种观点，即强调人的自然属性，认为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才是美好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具有明显反社会性倾向、主张人应按自然本性行事的道家，战国初期的杨朱甚至极力主张纵欲，追求“任情极性”的生活。在西方则有源于德谟克利特、由伊壁鸠鲁发展成理论体系的快乐主义。从人的感性出发来理解美好生活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这种观念真正深刻而广泛地影响人们的思想与生活却是近代以来的事。在西方，文艺复兴以来，人们长期被贬抑的世俗生活、物质欲望得到了极大的释放，人及其感性存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于是，在卢克莱修、洛克、边沁等近代哲学家那里，古老的快乐主义得到了贯彻和进一步发展，现代哲学的不同思潮和学派纷纷走向现实的、感性的人的生活，尼采、海德格尔之后开启的后现代思潮更是解构现代的理性主体、张扬欲望主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可以为这一变化提供最重要的解释。一方面，生产方式的改进为人们感性欲望的满足提供了充裕条件；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就是追求无限增殖，这种增殖的要求使得满足感性欲求的需要扩展至整个世界，并使这种感性欲求不断增长和升级。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并非完全拒斥快乐，只是把快乐看成一种平庸的幸福，看成美好生活的一部分，那么，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类感性生活的大厦已逐渐构建起来。现代社会中，人们迷失在物的森林中，“越来越把幸福生活的定义说成是更普遍地获得商品和立即得到自我满足”⑤，以感官的满足来获得快乐，把快乐当成幸福来追求，并最终把美好生活简单地等同于这样的幸福。

二是“美好生活”的去道德化。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生活在相对狭小的地域空间与人群范围中，人与人之间形成比较具体、稳固和深入的伦理关系。与之相应，一个人只有扬弃个体的有限性，以稳定可期的行为方式将自身融入与他人共在的普遍性伦理关系中，不断地完善自我，履行个体的道德责任，为他人与社会创造价值，才能获得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在传统社会主流的美好生活观中，德性是美好生活的根基，甚至就是美好生活本身。但是，在18—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上述德性主义的观念日渐动摇。功利主义和康德的“义务论”否认了德性与美好生活的内在一致性，它们把德性窄化为具有道德意味的品质和行为，并且认为一个人是否有道德与他是否能实现幸福没有必然联系。功利主义把道德看成实现幸福的一种工具或幸福的一个并非主要的组成部分，康德则把道德看成配享幸福的资格或合理条件。功利主义与康德的观点显然更为切近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中人们的体验与感受。随着人们越来越依靠市场交换的方式来进行交往和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个体逐渐从相互依赖的伦理性社会整体生活中抽离出来，成为利益高度分化的独立主体。于是，一方面，在现实生活的利益纠葛中，人们感到凭借道德举步维艰，崇高的道德价值被金钱解构与吞没；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又将伦理生活中的道德多元与非确定性展现在人们面前，普遍的道德规范不再可能，人类进入了一个“德性之后”的时代。在被技术、资本主宰的现代生活场景中，德性乃至于道德都不再是幸福的内在要件，人们更相信只有法律的、技术性的规制才能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及道德问题，那些人们曾经追寻的美德似乎已经不能指引人们走向美好生活。

三是“美好生活”的私人化。对“美好生活”理解的感性化、去道德化已经可以合逻辑地解构传统文化语境下提出的普遍的、总体的美好生活图景，现代社会人们的切身体验也是利益与价值的多元，以及矛盾与冲突的频发。除此以外，一方面，在科学与历史两大现代世界力量的推动下，普遍的美好生活图景彻底成为了不可能。自然科学的发展使实证成为近代以来的时代精神，人们关于社会历史的知识也被要求按照科学与实证的标准重构；作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的必然结果，历史主义否定一切值得人们永恒追求的普遍价值与事物。在这样的潮流下，探求关于美好生活的普遍理解、追求整体性的美好生活的做法并不合乎科学。进而言之，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不过是诸多美好生活的可能性中的一种，而且是最难实现、只能沦为乌托邦的方案。另一方面，随着个体主义的兴起，在现代政治理论中，“美好生活”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私人议题。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居于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看来，个体权利与自由是居于首位的价值，维护个体权利和自由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核心。在这种理解下，个体被认为有能力为自己选择目的及与之相应的生活方式，政府应当承认并相信个体的这种自由与能力，避免确立一种特定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的企图。“政府必须在好生活观念上保持中立，以便将个人作为自由、独立并有能力选择自身目标的自我来予以尊重。”⑥美好生活在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私人领域内的问题，个体是否能实现美好生活取决于他是否发现和创造出最适合自己的目标与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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